金心异解读“深圳创新密码”11：深圳高新区有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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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笼统地谈了深圳产业园区的各种演化变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深圳高新区。因此本篇进一步探讨一下深圳高新区。

01
最初的深圳高新区像个大杂烩
如我们所说过的，一般而论，谈及深圳高新区的历史，都会追溯到1985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由广信公司代持股份）和深圳市政府三方各出资1000万元而联合创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这是深圳高新区的前身，而且也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因为北京的中关村是1988年才建设的，而且当时还叫“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由于这个科技工业园一般被简称为“科技园”，所以到现在为止，深圳人说起深圳高新区南山园区，仍然会以“科技园”呼之，而且地铁和公交都有“科技园”站。



但是三方共建的“深圳科技工业园”进展并不太理想，这个园当时的选址在深南路的北侧，面积只有1.02平方公里，而且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尚未找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现实路径，远处深圳的科技工业园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之间如何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也不得而知。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有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好办法。

1991年3月，国务院（由科技部负责主管）在全国37个地方兴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基础上，批准了第一批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国家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深圳科技工业园”成为第一批国务院认定的国家级高新区之一。
处于同样探索中的是在深南路南侧的“中国科技开发院”，这是原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曾任航天部部长）、火炬计划倡导者李绪鄂与李灏在战略共识基础之上的科技部与深圳市之合作项目，于1991年8月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李绪鄂亲任首任院长。在国家批准科技工业园成为国家级高新区之后，1993年4月，国家科委又确认中国科技开发院也属于深圳高新区的范围之内，同时进入的还有邻近的深圳京山民间科技工业村。这几个机构处在深南路的两侧，不规则分布，因而使得初生的国家级深圳高新区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乌合之众，美其名曰：一区多园。
1996年1月11日，深圳市人大教科文卫工委邀请在深圳的全国、广东省人大代表组成深圳开发区视察小组，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视察并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视察小组提出深圳开发区已经形成了包括深圳科技工业园、中国科技开发院、京山民间科技工业村、深圳高新技术工业村、国家电子工试中心在内的“一区多园”格局，但是各园隶属关系不同，一方面会为深圳开发区规划建设、功能定位、产业配置和公共设施配套留下隐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优惠政策的落实、新的改革举措的研究和对外招商引资。为此，视察小组建议市政府成立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对深圳开发区内各园行使统一管理。
1996年5月2日下午，市长李子彬主持召开市政府二届三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一，园区范围包括科技工业园、原高新技术园区深南路以南部分和第五工业区。
二，为进一步理顺园区的管理体制，会议决定成立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李子彬任组长，李德成（常务副市长）、郭荣俊（副市长）、一名市政府副秘书长和李连和（科技局长）、陶炎民（经发局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由上述副秘书长兼任，副主任由市科技局、经发局负责同志兼任，并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园区管理办公室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行使管理职能，全权负责园区的管理和项目审批工作。
三，做好园区的规划……把第五工业区作为园区的生产和生活用地划入园区范围。园区内深南路以南部分作为园区重点，主要用于科研开发，不建生活区。。。对进入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要从严审批，对科技工业园的现有企业要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不符合产业规划要求的企业要迁出园区。。。
四，继续落实园区的优惠政策，并将优惠政策的使用范围延伸到深圳大学。
………
根据此项决议，1996年9月9日，深圳市高新办成立，高新办主任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应力担任。市政府从1996年的财政超收里面划拨了50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02
刘应力推动深圳高新区整合
刘应力为吉林长春人，1978-1984年在吉林工业大学念完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获得硕士学位后即于1984年应聘到深圳市科委下属的电子研究所任工程师，1992年1月调入市科技局计财处任负责人，之后先后任副处长、处长，1995年6月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长助理，9月升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在李子彬挑中他之后，1996年8月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初为副局级，1999年5月转为正局级）兼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96年10月，高新办与科技局、计划局、经发局、规划国土局、法制局、财政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领导小组开始调研和编制高新区总体发展规划，并开始清理园区的土地。在高新办成立之时，手上掌握的高新区土地仅有正在填海的1平方公里用地，和原饲料养殖场的0.6平方公里土地，以及正准备填海的1平方公里。其它土地均在各个业主手里，这些业主既有中央部委，也有省市区的相关机构，拥有从几万平米到几百万平米不等的工业用地。
高新办先从政府部门的闲置用地着手开始收地，之后再收国有企业的，再收其它法人的。到1999年6月共收回7块地，共21.2万平米。
1997年6月，市政府二届5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纲要》，确定深圳高新区“北起广深高速公路，南到滨海大道，西临麒麟路、南油大道（现两路并称为南海大道），东至沙河西路，面积11.5平方公里”，“重点发展产业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四大产业”。
根据该规划，高新区被北环大道和深南大道分割为北区、中区和南区。其中北区包括第五工业区1.32平方公里、松坪山生活区1.25平方公里，规划以安置大型生产型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中区包括科技工业园1.02平方公里、正大康地片区1.6平方公里、麻雀岭工业区0.2平方公里、大冲村0.9平方公里，合计3.71平方公里，拟大力发展生物工程、新材料产业；南区包括北片1.24平方公里、深圳大学和填海区2.26平方公里，合计5.23平方公里，拟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并逐步建立高新区的技术开发体系和支撑服务体系。该规划确定了“重点建设南区、积极发展中区、稳妥改造北区”的开发策略。
1998年8月20日下午，李子彬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二届110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规定》。会议同意《规定》对高新区的定位，即“大规模、高效益的高新技术产业区、高新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区、高新技术企业运行机制试验区、国内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区及高新技术人才的培训教育区。”
在1998年，地方官方媒体的报道已开始把深圳高新区称为“深圳硅谷”：“汇集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本地的有华为、中兴通讯、奥沃、长城、科兴等，外地的有联想、四通、北大方正等。在他们的四周，环绕着一批科研机构，如中国科技开发院、深圳大学、贝莱实验室、国家深圳生化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等，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管理规定”只是一个政府规章，高新办决定推动市人大为高新区立法，2000年2月，由刘应力担任组长的《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编制组成立，一年后的2001年3月22日，该《条例》经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03
深圳曾经想设立“高新二区”
虽然高新办于1996年才告成立，并成为高新区的管理和开发部门，虽然直到1999年-2000年，高新办才把园区内的土地产权关系整理清楚，并逐渐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于2000年2月成立一个小组推动高新办对园区土地管理的法制化，但是高新办很快就发现11.5平方公里太小了。
这个小组由刘应力担任组长，市人大、法制局、规划国土局、工商局、科技局、外资局以及相关处室参加，起草制订《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2001年3月22日，该条例经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是继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后中国第二部地方高新技术园区的法律，将高新区的用地问题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但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仅海淀园就有217平方公里）等全国大部分高新区相比，深圳高新区都未免太袖珍了一些。
而1999年第一届高交会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政府的建设计划迅速扩张，对深圳高新区的用地需求也急剧膨胀起来，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的压力迅速放大。
在2000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决定推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等5个国家级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后加入天津成为6个），国家亦曾计划每年给予20-50亿的专项资金支持，力争使这6个高新区在2005年达到国际水平，201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响应国家部署，深圳市政府于2000年3月23日召开第二届157次常务会议，亦准备成立领导小组，对园区的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管理架构、选址和范围等提出设想。
为实现“国际上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密集区”这一目标，深圳现有的高新区显然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深圳市委市政府最初的想法，是在现有基础上建设第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此，2000年3月28日上午，常务副市长李德成、副市长王炬率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到龙岗区葵涌、大鹏等镇调研，考察研究市高新区二区选址问题。在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按照国家的规划要求，我市现有的高新区面积不够，要立即着手研究扩大园区面积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新区的辐射作用，我市将开辟高新区二区，原则上面积不少于30平方公里。”
会议认为，“葵涌、大鹏地处大鹏半岛，依山傍海，环境优美，地理条件好，易建立形成低密度、组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可作为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二区选址预选地点。为此要成立专门的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对葵涌、大鹏等地为二区选址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由刘应力担任，副组长由王新建、唐杰、蔡建辉、刘忠朴担任；此外由市规划国土局牵头，再选择一二个片区作为市高新区二区预选地点。
之后的2000年5月29日下午，李德成常务副市长率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到石岩、光明、观澜等才考察，就高新区二区选址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原则同意高新区二区规划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是整个高新区二区选址不是简单的宝安、龙岗两区高新区选址，要考虑到10到1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二是发挥市、区、镇各级政府作用，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三是要考虑发展的时序性，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会议还要求高新区二区的规划，要兼顾到对我市周边区域的发展及带动作用，并保持现有的生态平衡。会议并要求应力、唐杰继续组织有关部门和龙岗、宝安两区搞好高新区二区的规划，争取1个月时间先出规划的细化方案，作一次汇报，8月初完成整个高新区二区选址方案上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并报市委常委会审定。
高新区二区的计划最初还是李子彬在主导，但就在这过程中，2000年4月李子彬调任国家计委，当年6月于幼军接任深圳市长。
2000年8月3日，于幼军市长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高新区现场办公时，似还在提二区的事情——在谈到关于高新区上市融资问题时，于幼军说：“高新区的发展，特别是今后高新区二区的发展，不能单靠财政支持，要积极探索自我融资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市高新办可着手筹建上市公司，争取在创业板上市，筹集发展资金。”
调子在2000年11月17日上午李德成常务副市长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悄悄起了变化。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贯彻落实时任国家高层在深圳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有关问题。显然这与200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有关，在这篇讲话中，时任高层要求深圳“通过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形成新的经济、产业、技术优势，抢占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制高点，努力把经济特区建设成为重要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成果转化基地、产品出口加工基地和成果交易中心”。
受这讲话精神刺激，显然深圳市委市政府认为应该有所回应。所以要求高新办做一个研究报告，提出新思路。所以在11月17日的会议上，市政府副秘书长兼高新办主任刘应力提交了《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报告》，会上对此进行了讨论，要求对《报告》进行修改完善。会议议定以下修改意见：
其一，应明确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国内一流、国际先进。
其二，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产业将是十五期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电子信息产业要重点发展软件、集成电路、网络通信和光电子技术等。
其三，以高新区“二区”选址为契机，对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布局作出科学的规划，合理确定各片区功能，逐步形成由龙华、石岩、观澜、葵涌等片区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并依托各镇建立配套服务设施。
其四，继续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建设，高度重视公用技术研究与开发基地的建设，着力培育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孵化器，采用多种形式建设一批涵盖光电子、基因生物工程、新材料等行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同时，要重视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创新和人才的自主培养。
其五，抓紧制订我市扶持软件及集成电路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新22条”的落实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作出修改。
其六，要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的招商引资力度，做到亲商、安商、富商，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
其七，要形成一种敢于冒进、勇于创新、宽容失败、追求成功的干事创业的人文环境。
其八，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高交会，要办出品牌，为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添活力。
会议虽然仍强调“高新区二区选址要抓紧进行，及早规划，争取尽快开工”，但“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概念已经提出来了。
没那么快放弃“二区”的计划，2000年11月24日下午，李德成常务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落实时任市委书记在日前召开的《关于促进我市高新科技发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快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有关问题。会议仍在使用“二区”这个概念，指“高新区发展要研究进一步加快现有高新区发展的有关措施，抓紧搞好高新区二区的规划建设。同时，有关部门对高新区二区涉及选址用地要进行必要的控制。”
但是在2000年12月27日中共深圳市委三届二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并没有写入“高新技术产业带”这一新概念。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刘应力的工作班子正在迅速地把“高新区二区”的计划方案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带”方案。
04
落空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2001年3月15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会议的三项议题之一，就是研究规划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有关问题。会议认为，以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有布局为基础，充分考虑西、中、东部高新技术产业的均衡布局，由西向东依次经过高新区（含南山前海区、深圳大学）、西丽大学城（含深职院）、石岩科技开发区、光明南园区、观澜、龙华、坂田和布吉工业区、宝龙集成电路园区、龙岗大工业区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区、葵涌高新技术生态园区等，规划建设连贯特区内外的高新技术产业带，重点发展计算机、集成电路、光电通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先进技术产业，建设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对于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壮大我市综合经济实力，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应作为我市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
会议确定，由李德成、郭荣俊、卓钦锐、宋海同志牵头，先行对规划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有关具体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包括一些政策性意见。4月中下旬，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和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区长，有关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沿规划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带进行实地调研和现场办公，提出规划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具体措施。
2001年6月13日上午，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并决定这份文件由市政府在市委三届三次全会后发布。这份文件的要旨，就是推出“高新技术产业带”。
之后7月3日，在中共深圳市委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领导作报告的题目，就叫“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努力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在报告中，时任领导试图说服深圳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示范地区的必然选择。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核心是先进的生产力。深圳是一个面积不大、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进入新世纪，深圳的经济要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比较好的发展质量、比较强的发展后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靠继续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是深圳今后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深圳特区新的历史使命的战略抉择。”
“我市的高新技术产业还存在许多问题、差距和薄弱环节。规模大的高新技术企业还不多，核心领先技术较为薄弱，城市信息化水平较低，高新技术发展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展，人才和技术储备还不能适应需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规划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是我市继举办‘高交会’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前不久，我们先后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和现场办公会议，对规划建设产业带进行了认真研究，规划中的产业带，西起南山前海片区，东至龙岗葵涌-大鹏片区，一带九片，此外还有一个大学片区和一个生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片区，简称‘9+2’个片区，产业带全长100公里，规划总用地面积152。62平方公里，其中可建设用地约100平方公里，高新技术产业用地55。45平方公里。到2005年产业带工业产值将达到2000亿元，到2010年工业产值将达到4000亿元，等于再造一个深圳。”
2001年7月25日，“深发（2001）16号文”发布了《中共深圳市委关于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整份文件共23条，分别就“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扩大产业规模优势”、“突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创业资本市场，健全创业投资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培育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营造有利科技创业的综合环境”等六大方面作出宏观和中观的论述。
在第一部分，文件提出“对产业带内各片区的功能进行合理分工，明确定位，形成产业链”，“尽快建设贯穿产业带的高速公路和轻轨交通系统，连接重点卫星城镇的快速交通系统，以及覆盖产业带的宽频高速主干网和宽带接入网”，“从资金、技术、人才、用地、财税等方面军，制订统一的产业带优惠政策。。。产业带内从事高新技术活动的企业享受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关优惠政策”，“要成立市高新技术产业带领导小组。。。妥善处理市、区、镇的关系。。。制定合理的税收分成比例，鼓励特区内各区到产业带投资开发建设高新技术片区。”
一周后的8月1日，产业带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原则同意产业带实行产业带领导小组、产业带办公室、各片区管理机构三级管理体制。时任深圳主要领导指，产业带开发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政策、功能合理、产业衔接、梯次开发、分片管理、多方参与、利益共享、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的原则；而时任深圳市领导则提出，产业带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市高新办合署办公以精简机构，各片区管理机构可尝试实行企业化运作。
如此牵动全市尤其是关外各区各镇各村的大规模开发计划，没有坚强且持续的政治领导，没有精心的谋划和深入系统的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手腕控制土地，没有足够的措施防止各自为政无序竞争，没有足够多的园区开发管理人才，要想获得巨大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几个月后的12月份，大手笔提出“产业带”计划的时任市委书记就将要外地升迁，深圳的生态环境为之一变。最终2002年刘应力升任副市长，而深圳市科技局局长李联合则任市政协副主席。
这样的气氛意味着“产业带”计划很难获得强有力推进，和操作层面的认真落实。更何况市不得不在开发主体方面向区、镇妥协，市高新办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对“产业带”进行任何统筹，只能各行其是；以深圳各区、镇的开发水平，怎么可能进行高水平的谋划和统筹开发？在开发主体妥协之后，结果只能是使得各片区的产业分工衔接成为不可能，市层面的规划变得没有意义。
事实上产业带的规划委托给了中规院深圳分院，各项规划大约于2002年6月初如期完成，2002年9月26日上午，时任市领导主持召开市政府三届67次常务会议，讨论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办公室《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带规划纲要》、《关于光明南片区纳入产业带重点启动区开发建设的调研报告》，会议决定：
经进一步测算后适当调整“十五期间”各片区的开发规模，力求更加科学；
产业带由市里统一规划并制订相关政策，各片区开发主体负责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片区管理工作。产业布局服从市的统一安排，除高新技术项目外，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也可进入；
除高新区、大学城、留仙洞、大工业区由市负责开发外，石岩、观澜-龙华-坂雪岗、宝龙、葵涌-大鹏、生态农业示范区以区或区镇为开发主体，前海、光明南片区征求南山、宝安区政府意见后，确定是交由区里开发还是市区联合开发。待开发主体明确后，产业带办公室再与各开发主体共同确定各片区在“十五”、“十一五”期间的开发规模和建设步骤。
上述会议决定就证实了市如何向、镇作出了妥协，而最使得“产业带”的概念变得没有意义。所谓市负责开发的高新区、大学城、留仙洞、大工业区，包括前海、光明南片区，最终也“去产业带化”，市高新办依旧只能控制原高新区，大工业区和大学城都有自己的管理主体，留仙洞片区由于规划为集成电路产业园，要经历另外的命运，而前海、光明南最终被市派上了别的用场，这是后话，不题。
“高新技术产业带”计划与其说是深圳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规模和产业影响力的举措，不如说是高新办想要全面整合市内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的一次图谋，或者说是想要将深圳高新区大规模扩容的一次努力，其结果显然不能说成功而告终。
05
用地短缺、成本抬升导致高新区房地产化
未能整合“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深圳高新区，就只能仍限于11.5平方公里范围内，“螺丝壳里做道场”，努力使得深圳高新区像北京上地信息产业园那样，著名公司的招牌林立，搞得好象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基地的样子。高新区也努力吸引跨国公司和国内知名高科技企业在区内设立研发中心，但这些努力总会碰到前述深圳缺乏科技资源的瓶颈障碍，而深圳近几年的房地产价格飞涨，也使得深圳吸引高科技人才时遇到类似成都、西安、武汉等城市的强有力竞争。
虽然在2006年10月，国家科技部公布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动方案，全国共有6个高新区入选，包括北京中关村、深圳高新区、上海张江、武汉、成都、西安高新区；虽然国内论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地，一般都会以北有北京中关村、南有深圳高新区相提并论，然而深圳高新区在进入21世纪后的头几年里，既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却也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如前所述，高新区遇到的第一个困境首先是用地的短缺。这在整个深圳都是难题，但在高新区就更甚。在这11.5平方公里中，有交通道路用地3.3平方公里，生活配套及其它用地5.4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其实仅有3.28平方公里，并且早就布满了企业。


早在2001年，华为公司就在龙华坂田建立了自己的新基地，而将原位于高新区内的总部大楼让给了当时的合资子公司华为3COM。原因很简单，华为坂田基地占地面积1.3平方公里，深圳高新区根本不可能给华为一家这么大块地。而华为的迁出，无疑对深圳高新区是一个沉重打击。
由于高新区集聚了大量实力科技公司，寸土寸金，租金连年飙升，潜伏的商业利益庞大，因而引起地产商们的垂涎三尺和无孔不入的侵蚀。虽然在深圳鼎力大举鼓励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深圳市政府对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用地接纳了差异于“招拍挂”的方式，实走国有地皮使用权出让制度和国有地皮租赁制度，这使高新区用地资本大大低于深圳其他地域。但在一些房地产商和企业协议种种变相途径潜入到高新区高科技项目地皮中，出现了“高科技企业房地产化，房地产企业高科技化”怪象。

一些大公司、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以及一些部委附属机构，以建立公司研发中心、办公总部、产业基地、产业园等为名，以协议或限定拍卖价格大举在高新区“圈地”，建设远超自用面积的办公楼，大部分面积以市场价格出租给高新区其他企业。另外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或企业看中高新区巨大办公用房商业需求，以搞高科技的名义，通过控股或全资收购在高新区拥有土地资源但缺开发资金的公司的股权，从而达到在高新区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的目的。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或企业在不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情况下，通过运作，借司法机关判决和拍卖之机成为受让方，从而合法地获得高新区土地资源。
问题的关键是，深圳高新区、整个深圳关内都不能避免的一个大趋势是，随着成本的抬升，处于深圳主城区的园区（这15年深圳产业转型的一个过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制造业退出深圳关内的过程，原有的工业区除了部分都市型工业如印刷业、珠宝业外，均已被迫向商贸流通业其它服务产业转型，位于深圳关内中心地段的高新区也不能例外）已不能承载制造业功能，哪怕是所谓“高科技制造业”。华为基地的迁出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深圳高新区不能继续作为工业园区存活下去，它必须转型。
也许国内其它高新区，类似天津滨海新区、成都、西安、武汉等高新区还能以制造业作为主打歌，但深圳高新区、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这样位于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领导城市的高新园区，却必须走上“去工厂化”的道路了，至少中关村和深圳高新区已经在路上了。
06
从科技产业园区到科技商务区，一种异化

然而，不做制造业做什么？这是深圳高新区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标准答案是：沿着微笑曲线的两端向上爬坡。

据说，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为“再造宏碁”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以作为宏碁的策略方向。


他画了一个简图：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展创造智慧财产权（知识产权），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



对于国内的高新区来说，微笑曲线两端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体现了一个大的方向，就是高技术向服务转型，向解决方案转型，这也是全球的产业发展方向。

倘若从深圳寻找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公司已经步IBM、思科等其它跨国公司后尘，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两端爬升，成为一间研发与销售的公司。不过问题在于，华为这样的公司在深圳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是极为少见的。

沿着微笑曲线爬坡是由两个问题决定的，一个是科技资源。对于北京中关村园区来说，作为首都所在地，集中了中国最大规模和最主要的科技资源，向此方向的爬升很容易得到丰厚科技资源的接应，但对深圳高新区来说，由于本身科技资源较为贫乏，向此方向的攀升就遇到了瓶颈。
另一侧的市场，倘若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深圳新高新与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各据一个中国最为发达的经济圈，珠三角的市场潜力尤其巨大，足以滋润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落。但是从产业领域来说，国内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其升级方向将沿着移动通信、互联网与视频终端3C的融合这个方向前进，然而类似中移动等通信巨头、广电总局等资源掌握者，却都集中在北京，并且在加强对产业的控制力，这使得此一市场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而逼使相关企业都必须在北京用力推销，从而弱化了国内区域市场的价值。这对深圳高新区来说是另一个巨大的瓶颈。除此之外，深圳还缺乏高端的运营商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要素专业集聚的商务平台。


当然，后文我们还将谈到，深圳正在着力解决这两个方向上的瓶颈问题。于后者而言，深圳的近邻香港就拥有亚洲一流的高端商务平台，深圳可就近使用它们；但于前者而言，深圳很难在短期内强化自己的科技资源，深圳的对策显然是，一方面为长期打算，投入巨资形成自己的研发基础；另一方面，则借全国的科技资源为我所用，同时利用“深港创新圈”计划，将香港的科技资源引水入深。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利用香港的高端科技资源在深圳打造全球有竞争力的技术极。
不过深圳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其一是制造业做深。向服务业转型，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不要低端制造业，要高端制造业。即便深圳关内连高端制造业也不能承载，但深圳关外还有足够的土地来承载高端制造业。


其二是新产业崛起。现在全球出现两个形态：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在分解；同时细分以后的产业在融合。可以说，产业的分解和融合使全球新产业崛起的机遇已经到来。深圳高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以前只有欧美有高端新业态，由于全球化，现在中国也可以诞生新业态。商业模式是产业业态创新的关键，高新区为什么推动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因为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改变产业。


而创新商业模式，向来是深圳的长项。中国人最不缺乏的是创业的热情。深圳应该把中国人创业的热情汇聚在高新区里，同时，把中国人的灵活性汇聚在商业模式的探索上。


从这个方向上来说，深圳高新区就是一个，或者说即将是一个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区其主体和留学生创业园、虚拟大学园、以及专业孵化器（包括基因群落、公共研究中心）等构成大型孵化器。深圳高新区通过提供研发、生产、经营的场地，通讯网络与办公等方面的共享设施、系统的培训和咨询、政策、融资、法律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创业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同时为社会培养成功的企业家。
07
深圳高新区扩容，另一次异化
事隔多年之后，2009年8月底，深圳市政府出台《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规划（2009—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深圳高新区的面积将从原来的11.5平方公里，扩大至185.6平方公里。该《规划》覆盖的空间范围包括深圳湾、留仙洞、大学城、福永北—沙井南、光明、石岩、观澜、龙华、坂雪岗、宝龙、碧岭、坪山（深圳出口加工区）、葵涌、大鹏等园区以及市政府划定的其他高技术产业发展区域，面积185.6平方公里，其中高新技术产业用地76.1平方公里。其中，深圳湾园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高新区，其他园区是市政府设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目的的区域。


《规划》中表示，将争取国家相关部委支持，以深圳湾园区为基础，按照一区多园模式，将深圳高新区各园区整体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深圳高新区品牌联动机制，发挥深圳高新区品牌带动效应，实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惠政策全覆盖。


《规划》提出，要合理配置资源，实现“一带两极多园”协同发展。“一带”是指以深圳高新区各园区为基点，通过连接各园区的轨道交通、高快速路和信息网络，构建横贯深圳的高技术产业带。“两极”是指以深圳湾、留仙洞、大学城等知识、技术、人才、资本密集的园区为基础，形成技术辐射带动极，以产业相对聚集、配套完善的园区为主体，形成经济增长极。“多园”是指以各园区为主体，适度超前整备产业发展空间，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新型高科技园，加快建设孵化器、加速器和专业园，培育本土企业，引进对深圳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将深圳高新区建设成为带动全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2019年4月26日，深圳市政府日前正式印发了《深圳国家高新区扩区方案》，根据该方案，深圳高新区将形成“一区两核多园”的高新区发展布局（“一区”是深圳高新区，“两核”是南山园区和坪山园区，“多园”是深圳高新区由多个园区组成）。五个新扩园区总规划面积约147．96平方公里（其中深圳自创区范围内面积约93．36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面积约39．65平方公里。加上深圳湾片区（原深圳高新区，规划面积11．52平方公里），扩区后深圳高新区总规划面积为159．48平方公里（其中深圳自创区范围内面积104．88平方公里）。
其中，新增南山留仙洞、大学城、石壁龙片区共8.52平方公里，规划主导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生命健康产业。
新增的坪山园区为全市最大，达51.6平方公里，规划主导为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龙岗区新增坂雪岗科技城片区、宝龙科技城片区，总面积排第二，46.54平方公里，规划主导为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医疗器械产业。
宝安区新增尖岗山—石岩南片区、西乡铁仔山片区、新桥东片区，总面积23.52平方公里，规划主导为互联网、航空航天、智能装备产业。
龙华区新增九龙山智能科技城-福民创新园片区、观澜高新园片区，总面积17.78平方公里，规划主导为人工智能、移动智能终端、生物医药产业。
扩大了的深圳高新区不再是一个单一主体的产业园区，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园区群，某种意义上是之前“高新技术产业带”概念的翻版。不具有统一形象、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和统一招商引资的园区群，却都集合在“深圳高新区”这个帽子下面，这本身就是对“深圳高新区”这一概念的又一次异化。空间的成倍扩大往往意味着一种价值的否定状态。
08
扩容后的高新区在深圳第三次产业转型升级中扮演什么角色？
截至2020年底，由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有169家，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和部分县级市都拥有了所谓国家级高新区。如此的帽子大甩卖事实上使得国家高新区的含金量大为缩水，形成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高新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国家“建立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加速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创业的示范区”？
不要说那些由地级市和县级市设立的国家级高新区，本身并不能成为创新的策源地，与一般的工业区并没有任何不同；即便是深圳高新区，在扩容之前，已经算不上是深圳科技创新的策源地，而仅仅是一个科技商务办公区，或者说叫“科技企业总部基地”，不具有了多少研发功能。其孵化器功能，也随着营商成本的急剧抬升，而日渐弱化。其实从2010年之后，深圳高新区就更像是深圳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奖台，奖品就是在高新区内获得一块写字楼用地，而不那么像是创新企业的出发点。所以“高新区”的价值已经异化了。
到扩容之后，我们反倒可以寄希望于原关外地区的各个园区，由于成本相比较低，用地相对宽绰，仍可以承担孵化器的职能，培育一些创新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次异化也像是反动之反动，使深圳高新区回到它的部分初心。
另一个通货膨胀的帽子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于这一资质的核心优惠政策仅仅是所得税按15%（而不是全国统一的25%）这一项，此外国家已无更多的补贴或优惠，只能视各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而定了（获认定为国高企业，深圳市各区的补贴额度，分别为：南山区10万、福田区首次认定20万、龙华区认定20万、龙岗区首次认定20万、重新认定10万、宝安区10万、罗湖区30万、坪山区首次认定30万，重新认定20万、大鹏新区20万或者10万、光明新区最高30万、盐田首次认定30万，重新认定5万。），因此国家事实上放宽了“国高”企业的认定标准，使之变成了地方政府（省级或计划单列市）更具有主导权的事项。只要地方政府有能力进行政策支持，其国高数量可以跟其它省市不同。某种程度上，“国高企业数量”作为评估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其价值已经淡化。
当然，由于仍有优惠所得税率的存在，以及国高企业作为科创板、申请科技小巨人的前置条件，企业仍有动力争取获得国高企业授牌。更何况在特殊国情下，国高企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府信用的背书，所以中小科技企业对此帽子仍然颇为看重。
截止到2020年底，深圳市国高企业数量已经突破了1.8万家（2017年刚刚突破1万家），其中位于扩容了的深圳高新区内的5082家。由此可见，尽管空间扩大了十多倍，深圳高新区的国高企业数量仍只占全市的不到三成，起不到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体作用。事实上，占了深圳全市ICT产业总营收80%的华为、富士康两大产业链，其主体均不在深圳高新区内。
所以，我们需要提问的是：在深圳接下来的第三次产业转型升级当中，或者说深圳努力想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中，扩容了的深圳高新区将扮演什么角色？它能在特定的未来产业发展中，为深圳争取到足够重要的产业资源吗？在重组后的中国价值链中，它能为深圳确保一个链主角色吗？
如果能，那么深圳高新区的扩容就是成功的；如果不能，那它仍需继续努力。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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