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老陈」称已辞职，新身份是公益主播，曾收到百万打赏 ...
我和一个朋友说起这个事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和他聊这个事件中有意思的那一部分，但我朋友的第一反应是：卧槽，一百万！
看着他震惊的表情，我决定话题就此打住——因为我也觉得一百万的确好多，而我没有说同时很多新闻中都没有说的是，新闻中的“一百万”，是一场直播中，同一个人一次性刷的打赏。
是的，几乎是分分钟就有了一百万（当然，扣除平台抽成和税务后大概能到手四成）。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母乳足够的话，不能让小孩过早喝奶粉，因为尝过了味道更好的奶粉，就不愿意喝人乳了。
成年人的世界是逐利的，尝过大口的利润后，放弃原本的工作而不是放弃直播也就情有可原了。
对于老陈辞职选择当主播，我个人没什么批评或者赞扬的看法——因为这在这类事件背后藏着的更大的问题面前，不值一提。
借这个机会，身为互联网领域的摸鱼答主，我就来聊一聊这个我个人觉得更有意思也更值得分析的现象。
这几天，除了老陈辞职做主播以外，还有这么几件事：
在一场某地共青团举办的烈士相关的直播中，传出了打游戏的声音；
网友开始反感起了将疫情中开始的将城市“萌化”为食物的热搜；
主流话语体系推出一些年轻好看的人物当作宣传标榜但都逐渐有翻车之势这几件事看起来不搭边，但背后有着相似的逻辑：无论是反诈的直播、共青团的宣传、防疫中城市的萌化，还是力捧一些比较特殊的新“偶像”，都是一定程度上代表公权力的组织在用互联网接近年轻人的话语体系。
我并不反对这种尝试，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这些组织或者部门一度与民间脱节，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重新弥合脱节的机会。
如果从实际效果上看，这些尝试在前中期的效果都不错：共青团被年轻人一度称之为“团团”，城市萌化也一度加强了疫情期间各个城市之间互帮互助所带来的鼓舞效应、老陈的直播也让防诈app在不怎么关注国家政策但会用短视频app的小城镇青中年们对防诈有了认识，年轻好看的“新偶像”们也让数量不小的年轻人们追捧。
但一到后期，事情就开始有了变化：反对的声势开始大过赞同，甚至不少反对的声音是由曾经赞同者所发出来的。
问题出在哪里？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接触过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的互联网营销，在互联网时代的营销里，初级一点的营销人员会追逐流量，而唯流量论，而老道一点的营销从业人员都知道：流量大的确好，但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被更改的数据，更重要的是转化率，以及自己品牌在产品上的后续发力——流量不是万能的。
然而以这个角度来看，在我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其中的主角往往兼具两重身份：
一是显性层面的营销或者被营销的参与者
二是隐性层面的公权力的执行者或者执行手段问题来了，各位觉得存在一定矛盾的双重身份中，究竟是哪一个身份将这些营销的效果推至高潮呢？
是后者——官媒的站台、平台的配合、普通人站在民间立场上不自觉的仰视。
巨大的流量蜂拥而至，让参与营销的机构部门中的人产生了“掌控流量”的错觉，而在这种错觉中，“公权力的执行者或者执行手段”的身份定位发生了模糊。
然后，在“以娱乐扩大影响”→“回归严肃的正题”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障碍，甚至本应该是“重心”的后者，在宏观层面上被无视了。
甚至在得到流量这一可以直接满足相关人员成就感的东西后，很多“原本为拉近同年轻人距离”的部门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民众的俯视”。
尝过了流量的滋味，一同陷入了流量的狂欢，失去了拉近与民间关系的初心，松懈了对自己运营人员的管理。
说真的，我觉得代表了官方口径的新媒体部门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身定位与初心。要知道，宣传是一把利刃，能清扫污垢，也能插在自己身上。
若以后所有推出的宣传人员在最后都去做网红，那宣传的可靠性就只能在人们眼中下降了。
比如现在为人诟病的老陈后期面对可能有诈骗行为的主播的暧昧态度（这就是一种定位的模糊，已经将自己定位到了一个平台主播身上了），甚至让观众产生了对国家反诈力度的质疑。
（以上批评只针对宏观层面，放到个人层面，我倾向于个人选择，我无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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